China: Revolution’s victims’ stories blogged, not forgotten (2/4) · Global Voices
John Kennedy

Chinese blogger-journalist Ran Yunfei (冉云飞) has spent a large part of his life researching the stories of those painted, purged and persecuted as right wing elements during China's Cultural Revolution; unable to have the stories published in any official media, he's turned to his own well-known blog. Early last month Ran gave a talk in a Chengdu teahouse—hotspots for grassroots discussions in pre-Communist China—the transcript of which he then posted on his blog in four installments. Here is the second:
需要说明的是，演讲中有一部分涉及对故乡重庆文化建设的评价，我什么场合都是这样说的。重庆现在高楼频起，但没有多少文化，不加强文化建设（不是中共所谓的精神文明，不是增加GDP的恶性乱搞），不会得到人们真正的尊敬。后来看到重庆的右派接二连三地联名上书，要求中共赔偿他们的损失，重庆人的血性令我尊敬。
我可以这样讲，一九四九年六月份好象是六月二十五日《人民日报》发的陈垣先生这封“致胡适先生的公开信”的意义，是非常巨大的。很多人只是把他当成陈垣先生个人向共产党输诚，向共产党缴械投降，向共产党示好的一个方式。而我的解读是不一样的，它是用陈垣先生来进行一种变相的号召，是一种潜在的威胁。就是告诉你们，陈垣先生这样的史学大师都在致胡适先生的公开信，都在说我共产党好，你那些小爬虫就更应该明白事理，不要以为自己不得了，要明白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甚至言外之意是，你剩下的这些人要做抵抗，那只不过是徒劳无益的抵抗而已。所以说这个现象具有很多意义，主要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意义。说白了，它就是“不谓言之不预也”的一种暗示，一种潜在威胁。就是说不要说我们共产党没有告诉你，你们自己脑壳方，脑壳不灵动，就怪不得我们了。所以在五0年，大批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得完全像变了个人，比如说费孝通先生就响应得非常之快。而费孝通你们知道在四九年以前，是一个很出名的社会学家，很出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，他当时批评国民党也是很猛烈的。我手上有费孝通的《论大学》写大学的改造，要如何适应新政权，那真是判若两人，这是五0年初的事。而在五O年还有哪些人写自己的思想改变呢，当然都是些在国民党时代尚存风骨的知识分子，如陈垣、费孝通、冯友兰，潘光旦，还有李景汉等。而陈垣来参加西南土改团，他是西南土改团的团长，到大邑县来参加土改，沙河先生在大邑县见过他，而且他回去也写了赞美土改方面的文章。关于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的一系列资料我收了不少。
我的意思是说实际上通过第一波的土改，就已经把大批的知识分子的尿都吓出来了。也许有少部分的身体比较好，可能还夹得紧，但是最后在一九五七年就全部被抖出来了。可以这样说，知识分子在一九五七年全部缴械投降，再也没有这种人了，连梁漱溟从五三年顶毛泽东开始，最后也沉默了。而梁漱溟是算很牛的了。最近出了本书叫《这个世界还会好吗？》，是梁漱溟和美国艾恺教授做的谈话录。梁的学问其实一般，他和毛泽东同年。早年的时候他的学问基础其实并不高，他连中国的国学典籍，就是那些经典他都没读过，他都不能背。所以我觉得梁漱溟先生的学术贡献并不高。但是梁先生在二十世纪贡献了一个做人的品格，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让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汗颜。这个人顶毛泽东，这个人顶很多东西，这个人在批林批孔时也顶批林批孔。他一点也不象他的学生冯友兰，虽然冯友兰先生也值得同情，值得谅解，但是与梁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相比较，在人格上确实是要低一截。当我读了梁先生这本书时，我写了篇文章在我的博客上。梁先生有张著名的照片，那张著名的照片就是“眼睛里面充满着鄙视，嘴巴是扁起的”，那张照片我最喜欢。刚好这张照片就是他这本书封面的照片。所以我就写了篇文章叫《在一个专制国家敢长成这样是不容易的》。你仔细想，象梁漱溟这种道行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过后，有几个人有这样的道行？眼睛里面充满鄙视，嘴角边上露出的是不屈服。所以我的标题要这样说，在一个专制国家敢长成这样是不容易的。你还别说，要发表意见，只要你长得一副不合时宜的样子，你也就是罪过。你还长得出一副鄙夷的样子，你更是罪过。你长得一副不屑的样子，你是错上加错。所以事实上在五七年，一些知识分子仅剩的这一点提意见的勇气都没有了。
当时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胡萝卜加大棒，胡萝卜就是给你一点好处，同时也罚戒一些人，就是给一些人树立标杆，告诉一些人，如果你不听话，就是这样搞你。另一方面也给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实际的好处，只要你跟着我说，我就给你胡萝卜。这个策略从四九到五七年，这个胡萝卜加大棒在土改、三反、五反、肃反中都是反复应用的。我可以这样说，好多的右派，他们的父母，都是在三反、五反当中被整死了的。流沙河先生的父亲就是这样被整死了的。是被中共所枪杀了的。所以很多知识分子的父亲被枪杀之后心里肯定是痛苦的，而且这种痛苦是叫椎心刺骨，莫此为甚啦。我与沙河先生相交大概有二十年了，从来没听到他谈过这件事，你可以想见他的内心隐痛之深。我与他是很多话都可以谈的，但他不主动谈这个我决不去谈。我知道这里面有非常隐秘和隐痛的东西。在三反五反的时候，在打地主恶霸的时候，在清理所谓土匪的时候，共产党采取的手段就是早期先整肃国民党。第一是整肃国民党的军队，第二是整肃地主恶霸，还有三反、五反，公私合营，整工商业者，接着就来整以言论著称的知识分子。这一点你仔细看，它是非常有步骤的，先整军事，后整经济，然后再整知识分子，它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，决不是一时突然兴起。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，或是第二个五年计划，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公私和营、私营资本主义的改造，还有抗美援朝和肃匪反霸也好，包括清理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也好，就在这个五七年以前都搞得差不多了。五六年刚好又遇到一个匈牙利事件，还包括斯大林的去世和赫鲁晓夫的报告，这是国际形势。加上第一阶段共产党在军事上，政治上、经济上都已经稳妥地统治了这个政权。但是还有很多知识公子还夹得比较紧，最后剩的尿没有抖完，好，在五七年他就采取一个方式，把你们这些人勾引出来，这就是所谓著名的阳谋论。
那么这个阳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，现在所有的书都语焉不详，包括朱正先生、叶永烈先生，胡平先生等著的书都是语焉不详的。有的说是五六月份开始的，我现在也不能确定是多久开始的，但我现在手上有的资料最早的一篇批评右派的文章，（我也不能说我这个就是最早的）是谢春庭写的《斥孙海波反历史科学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谬论》（开封师范学院学报第一期）。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师范学院的学报是单月刊还是双月刊，我查了这个资料它又没标。如果是单月刊，那就是一月份，如果是双月刊，那就是二月份，如果是季刊的话，那就是三月份。我们就把它当季刊来看，也是从三月份就开始了。就是说已经形成文字的批评了。而四月份的就很多了，有史学家白寿彝写的文章叫《历史资料的伪装》（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版第二期）；还有柳春藩的《揭穿李鸿哲反马克思主义的罪恶手法》（《史学集刊》第二期）还有叫聂守志的《驳斥右派分子金安泰的反动史观》（史学集刊）第二期）。大家都知道三四月份只是在号召大家敞开说，而从这里可以看出三四月份是不是就完全是敞开说呢？从我收到的资料来看，虽然还不能确定反右的具体时间，但可以知道至少在三四月份就有反右的文章出来了。那么在五月份就更不用说了，就更加多了，在我刚才拿来的这本资料中都有详细记载，朋友们可以在网上查到。五月份中有一篇是一个叫小雅的人写的《关于“特殊材料制成的”——和章乃器先生商榷》（新闻日报）。你看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在强调要大家一定要敞开说，欢迎知识分子提意见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些报纸不大遵守毛泽东的纪律，提前就把他的阳谋公开了。这是很好耍的一件事情，从这个事情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漏洞百出，他实际上是想掩盖自己搞知识分子的想法。想到以后才来进行公开，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公开了。
六月初，尤其是六月八日以前，在六月八号有篇著名文章嘛，就是《人民日报》的一篇文章叫《这是为什么？》，今天来的萧赛先生也写了本《为什么？》还有听说海外有个网站也叫“这是为什么？”这个网站我没看到过，可能也是涉及到右派研究。如果你研究人民日报这篇社论，那是疑问呢还是设问呢还是自问自答呢？它这个标题“这是为什么？”我告诉你它的心里面是很明白的，完全明白。他根本不需要你去给他解释，他之所以要问这是为什么，是因为他心里面完全明白。他是站在制高点上来看待这个问题，他不需要你们的回答，他要人民日报来回答。当然人民日报的回答也是毛泽东的回答，他认为他这样的回答才是正确的。他提出的这道题不需要学生，因为他这不是一道考试题，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唯一的不用置疑的霸道的答案，他是已然知道的。他问个为什么，只是表明一个更加强硬的态度。他知道你聪明不过他，这样的标题在后来包括文革和许多地方用了很多。就是从这道考题以后反右就真正拉开序幕了。这就是我谈的第三点，反右的思想背景。
第四，反右的几个过程，我认为六月八号是反右的一个分水岭。在人民日报发表《这是为什么》反右文章之前，是个酝酿过程，是个引蛇出洞的过程。但在这之前有些报纸已经在急不可耐开始批判右派了。他们搞得很快，政治嗅觉也很敏锐。毛泽东这个引蛇出洞的方式，在我们今天研究它的时候，也觉得毛有些漏洞是没有堵住的，看起来步调并不那么一致。由此你可以感觉到毛搞的这个确实是个典型的阳谋，是个典型的自问自答。他怎样叫你提问，叫你向他发难，这确实只是作个姿态。所以说这是一个分水岭。第二个阶段根据我手上的资料来看，可以说五七年整个一年都是反右的一年。事实上我可以这样讲，这个批评右派的言论，我甚至于有个这样的想法，批评右派的言论、书籍，报刊、杂志、资料，那怕是内部印的（我收的右派资料我把印数，开本，页码等都标注了的）。很多人会认为标这些没用，但我说冉云飞有时头脑也有些奇怪。我开玩笑说过把这些批评右派的各种资料包括小报和图画、连环画这些拿出来，还有批评右派的小说，这些我都收集得有。可以算出批评右派共用了多少吨纸。你会觉得很好耍，你会觉得我的思路很奇怪，但你以后会得出一个基本结论。整个反右运动从五七年开始到五九年大规模的运动他在开始收尾了。这期间大概用了多少吨纸来批评右派，这是算得出来的。由印数，由开本是算得出来用了多少吨纸来整肃知识分子。就这个话题用来做博士论文也是可以的。因为你的思路是非常奇特，你看，共产党用了N吨纸来整肃右派。这会比你说的很多话都会叫人记得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些思路，大家都可以去做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
上面说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五七的六月八号到五九年12月底差不多就收尾了。最凶的就是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这两年。批评得非常之狠，五七年下半年几乎每天的报纸都有，人民日报，光明日报，新华日报还有大公报、文汇报、和各地报刊，这些报纸都是连篇累牍地登载反右文章，可以达到这种程度。而在各种学术期刊上，也是非常积极非常强烈地批判右派分子。我手上收有中医药界批判右派分子，史学界批判右派分子，文学界批判右派分子，商业界批判右派分子，街道办批判右派分子，劳改农场批判右派分子，佛教界批评右派分子的各种资料。关于佛教界批评右派分子我有第一手资料，有成都佛教协诸多和尚的检讨书、认罪书、爱国公约、挑战书、大字报等，有成都市大慈寺、文殊院、石经寺、昭觉寺、宝光寺、草堂寺。。。。这些寺庙的资料。我一共收了几十上百斤，里面就有不少关于右派的东西，我这里面罗列了一部分，因为还没有整理完毕。你可以看我的博客上我写了些佛教界的右派分子。这些右派分子写的保证书，检讨书。这些和尚在里面说他要种四百斤跃进南瓜，他一个月要汇报多少次革命思想，他在最后的落款是右派分子XXX，我在博客上录有出来。从这里你可以想见共产党只要想做一个事情他是无孔不入的，没有一个地方是清静的。连所谓的佛门圣地，佛教界都没有躲得过，其中的女尼姑一样没有摆脱，一样地要弄来学习。在都江堰道观里的道士一样也要改造。所以可以这样说，普天之下，无有遗漏。
这场运动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你难以想象的，那时涉及到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，说学生不划右派，但那时张新泉先生才十几岁吧，那时可能同他差不多的贺星寒、周克芹、袁永庆他们都被划成学生右派。现在全国最年轻的右派还不清楚，但我掌握到的资料是十五岁，也就是十五岁被打成右派。最大的我没有统计，估计也有六七十岁的老顽固，当然这是在共产党的眼中。我想如果能把这些统计出来，比如说它涉及的面，涉及的年龄，涉及的职业，涉及的各种言论，他被处理的各种方式。比如说流沙河文革前是被发配到凤凰山农场养猪；然后到我们现在住家的地方大慈寺路的种菜地守菜；其中还有两年单位对他不错，让他去守那堆带有毒素的旧书堆，也就是守文联的资料室和图书馆，这反而成就了他，让他读了很多古书。而曾伯炎就是在马边的劳改农场。说到劳改农场最著名的就是杨显惠先生写的《夹边沟纪事》，但事实上这样的劳改农场到处都有，并不只有夹边沟。在劳改农场里也有著名的高尔泰先生，曾伯炎先生，也还有很多很不著名的人士。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管制的力量、他涉及的面，他整肃的时间都是非常长的。
而反右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五九到八O年，这之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整肃，但是右派分子的中间有些被摘了帽，但是摘了帽也还是一种管制，只是摘了帽要好听一些，行动相对自由一点，生活上相对得到了一些补助。对这种摘帽右派依然没有得到真正自由，依然会受到怀疑。因为摘帽右派只是改变了一下名称，就说是你这顶帽子虽然没有戴起，但并不表示这帽子就不在，是放在那里的。哪一天不高兴了想给你戴上就要给你戴上。你看共产党的提法真是有些名堂，他失业不说失业，只是说下岗，但这些下岗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上岗的机会了。他对你还要管制，但说是摘帽右派，我给你摘帽是看到你还有点听话，有点恭顺，如果你哪天不听话了我就要重新给你戴起。这就象唐僧对孙悟空一样，随时给你戴上个紧箍咒。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八O国内对右派有摘帽和不摘帽两种处理，中间还有一些最大的右派分子被整肃。比如象章乃器在六二年三月到四月还认为右派是错划，他向当届政协提出申诉。六三年民建中央通过《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》。
五九到八O期间，在香港和港台出了一些关于研究右派资料的书，包括一些右派的回忆录。有很多右派摘帽以后获得了到港台探亲的机会，有些定居了就不回来了，去探亲的好多也不回来了。这些人在海外就回忆了自己当右派的生涯。这些资料大陆是没有的，但是我很幸运，我收集资料的功夫也是很厉害的，这些书我手上都有。比如说一九六六年香港自联出版社1966。12月初版的《鸣放回忆》（展望丛刊八），其中有这样的篇章，叫《岭南鸣放喜剧多》，《汕头市的定额鸣放》《华南工学院鸣放杂记》《广州工商界万人争鸣记》《广东省、市民主党派人士鸣放追记》《广州市水力发电设计院鸣放记》《俄语学生向国务院请愿》《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的鸣放》《陕西师范学院的鸣放运动》《记少数民族同学的鸣放》《昆明市的鸣放运动》《我戴着帽子写回忆》，就是这些文章。这些文章的价值是不可怀疑的。这些人都是从右派的境地九死一生地逃出去了。但在文革的时候早期的右派又被拖出来了，在文革中照样批判你，而且把你当年打成右派的东西全部搞出来。你看在1971年三月西藏自治区革委会、西藏军区革命大批判小组就出了个内部资料，叫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彻底批判极右分子范明的反革命罪行》，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，虽然大规模的批判没有了，这些零星的批判还是相当多的。我在这里也就不详细讲述了。
第四的部分就是从一九八O年到现在，七九年以后开始给右派平反了，象流沙河先生都是七九年平的反，八O年开始大规模的平反到现在。那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，确实大多数的右派都平反了。平反后的处理有几种，第一是你等到一个平反证，我听说是有，我手上有一个证书。第二是有些人得到了一些工资补助，但这种补肋相对他们的损失来说相差岂止是十万八千里。但他们子女受到的伤害，还有家庭受到的伤害，还有社会受到的伤害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无法统计出来的。我可以这样说，从一九八O年以后的右派研究，还基本上没有起步，海外的右派研究我不是太清楚，与文革相比，海外的右派研究肯定要弱得多。海外的文革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在研究，比如说王友琴、宋永毅等，这些很著名的研究，包括国内徐友渔先生的研究。还有些当年的红卫兵，包括造反司令头头的回忆录。比如重庆工人造反派李木森的一个回忆录，现已被北京一个内部杂志叫《往事》的公布出来了。公布的这个回忆录非常好，我读到了一小节，这个回忆录是重庆的文史研究者何蜀整理的。
关于重庆这个城市，前几天我在写我的二月读书录当中说，我现在被划归于重庆的乡下。但是对重庆要作为我的故乡我都不大认同，我经常只说我是四川人。第一我对万恶的三峡工程深恶痛绝，而因为这个工程划出去的重庆，这样的行政区划我不承认，我很厌烦它；第二一般人说重庆人很耿直，很野道，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说冉云飞比你们还耿直还要野道，冉云飞都没有觉得自己有好了不起。我曾经说过一座城市它应该有文化，要有文化底蕴，要有文化氛围。我曾经开玩笑一样地讲过，你重庆不要说连沙河先生这样的作家你出不来，就是连冉云飞这样的青年作家你也出不来嘛。我虽然是重庆人，但如果不到成都来，就没今天这样的文化熏陶，所以我说我是重庆人的性情，重庆人的脾气，而我的底气是成都人的文化底气。我这样说不是表明重庆没有文化的资料，没有可研究的东西。就是民国时候的重庆，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有什么象样的研究。陪都时候的重庆，书店、出版机构、学者、大学如此众多，本来是为重庆的文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，但是重庆有什么象样的研究，没有。再加上码头气息比较重，闯码头的人就知道横冲直撞，一天都比较浮躁，不容易坐下来搞研究。
所以我转回来还是说我们做研究的还是要从基础知识搞起。可以这样说，右派研究就象重庆人对重庆研究一样，是黄瓜还没有起蒂蒂，与文革研究相比，要孱弱得多。所以我希望将来大家都更加关注。因为光是知识分子搞还不够。从四九年以后这些苦难的财富如土改、知识分子被整肃，三反五反、胡风事件、右派的反动言论，民歌运动，还有大炼钢铁、五九到六一年的大灾难大饥荒等是相当多的。就象最近出的“四川当代史实要录”，其中廖伯康（前省委副书记）公布了很多资料，四川死难的人很多。前不久著名的历史文化地理学者人口学家曹树基先生写了篇文章叫“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四川的人口研究”，在关天茶舍查得到。大家都应去看一下，自己是四川人，首先要去热爱四川，要去研究四川曾受过的灾难，你才可以更加研究中国的灾难。同样的，首先研究四川的右派，再扩而研究全国的右派。我说了整个右派的研究我们要做铺路石的工作。这一点谢泳先生说得很好，要做一些基础的工作，要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宜，给他们作出判断提供很多材数料。我们不仅自己在研究当中要作出很多评价，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做出比较完备的资料收集，我希望我做的这个《右派资料知见录》得到大家的帮助和关心，最后谢谢大家！（鼓掌）